4/20/2010
EXPOSITION PHOTOGRAPHIQUE “SHANGHAI VERSO”
3/03/2010
上海人3.0
上海人3.0
2010年是上海世博年，也是上海向3.0时代迈进的关键年份。
建国后的上海，经历了三次蜕变：
上海1.0时代，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上海人克勤克俭，一度曾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往日辉煌的映照下，上海和上海人的脚步也日益沉重。
上海2.0时代，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伴生的还有物欲至上。房价飙升、股票蹦极……上海的屋檐下，汇集着梦想、成功、财富以及不安与焦虑。
上海3.0时代，人们期待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意味着，生活在上海的人彼此微笑，每个人都有归属感，上海更加热情、更加包容，成为大气、有活力、真正宜居的国际化都市。而这份城市的荣耀，将属于上海人、新上海人。
上海是平的
上海世博会已经进入了最后倒计时。在世博会的聚光灯下，上海与上海人，同时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于上海3.0时代而言，拥有新价值观的“新上海人”，将面临着平等的机遇，享受平等的权利，成长为气氛平和的都市里，一个心态平衡的群体
本刊记者/关军 特约撰稿/张鹭(发自上海)本刊记者/万佳欢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是一片热土，每次从外地归来的飞机一落地，我就提醒自己，这是片值得我奋斗的热土。10年了，我每天早上醒来都如此提醒我自己。”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99年7月，新疆人王启从广州来到上海，结婚、生子、创业，从此成为“新上海人”。他越来越感受到人在上海的便利，诸如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关系，办理对公业务时候非常高效，开办公司、缴税、办理劳保等，方便快捷。
全球化时代的上海人
“曾祖父母辈开始，祖父母，父母，本人，全部生在上海的，是上海人。”
“父母都出生在上海或解放前到上海学生意，解放后我国第一次统计人口，并开始登记发放户口簿，开始户籍管理制度，然后，生活在上海并繁衍下一代，现在身份证是3101 开头的是上海人。”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籍省市和农村人员到上海打工，支援大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已在上海落户的均为新上海人。”
这曾是一个网民对于上海人和“新上海人”壁垒森严的定义。而早在2007年，上海平均每3个人中就已有1个是“新上海人”，他们可能来自安徽、山东，但也可能来自韩国、美国，可能是黄种人，也可能是白种人、黑种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人的成分更加复杂起来，更趋于国际化。大量外来人口，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台商和外籍人士涌入，正稀释和改变着上海人的整体印记。
一个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紧密相联的“新上海人”群落，在上海转向3.0时代的蜕变中，越来越频繁地浮出水面，使得上海人的界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上海外企白领冯蔚更看重的是居住年限，她觉得在上海生活五年以上，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就算是上海人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觉得，虽然普通话在上海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判定一个人算不算上海人，还是要看他是否熟练掌握上海话。“你看，现在普通话越来越普及了，但是在骂人或数钱的时候，一个人要是用上海话，那就说明这是他的母语。”
知名民营书商路金波则认为，能适应上海的文化并在此自如生活的，都算是上海人。他清楚记得自己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2000年9月11日，“9·11事件”一年之前。他从此成了新一代上海寻梦人，很快完成了从文化人到文化商人的角色转换，也适应了这座城市。路金波说自己对有关“上海人”的争议一直不是很敏感。周围接触的外地人、上海人、外国人的比例，早期是4：4：2，现在差不多是6：3：1了，但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的观点是，在上海出生并成长，就应该算作上海人了。不过，她也有自己的疑惑：自己的儿子已经上初二了，像他的同学们一样，不大会用上海话流利地表达，这让王昊青很着急：“要是连语言都丢了，还有什么上海人的特征？”
周立波则认为上海话永远不会消失，特别是他的海派清口正被更多的上海人所熟悉，很多孩子看了他的表演以后都开始学说上海话了。不过， 鉴于孩子们在学校上课时都不许说上海话，周立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有看法的，同学之间还是应该讲方言，一个地方方言的消失，意味着地方文化的消失，这是很可怕的。”
假若3.0时代来临
“上海是我去过的，市民们最不喜欢微笑的城市，甚至比香港还要少。上海人不喜欢微笑。我希望上海人能有更多的微笑。”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谈到自己对上海3.0时代的期望。他至今还记得一个朋友许久以前的比喻：“我把上海的可以捡到的金子捡到手后，会像扔香蕉皮一样，抛弃这个城市。”而如今，上海是过渡的心理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是得到了部分的缓解。
《上海人底色开始渐变， 1900万人为世博会移风易俗》，这是2010年岁初，各媒体关于世博大规模报道中的一个标题。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一场与国际社会文明接轨，从上海大街小巷里发起的消灭“睡衣党”的战争，开展得如火如荼，距离世博会馆不远的小区挂出了“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标语。虽然有关的争议也持续不断，但这丝毫不能够影响上海人严肃认真打击穿睡衣上街等“陋俗”的热情。银行、电信等窗口行业，“不说普通话”“态度傲慢”等“陋习”，也几乎会第一时间内被舆论监督曝光。
上海当然不会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但是一个越来越文明、亲切的上海，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上海已经接纳了很多。”从上海到美国定居的网友飞燕称赞，她此前曾表示：“我对上海没有感情。好像一场恋爱，遇到美丽精明的对手，时间花了，没有动心。”
而变化了的，不仅仅是习惯。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一直在强调不同族群间的融合，他强调：“这个‘新上海人’不是指新进入上海的人，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城市共同体找到一些独特的精神特质，形成一种价值观，如果我们大家又都能对此产生认同，那么我们都可以被称为‘新上海人’。”
走向上海3.0时代，有着新价值观的“新上海人”，作为一个公民群体正逐渐展示出自己的力量，丰富着既往的“上海人”概念。比如数以百计的上海市民曾走出家门，为了抗议磁悬浮项目而多次进行温和的“集体散步”，不乏理性，但又表现出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预示着其强烈的公共意识的觉醒。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则发现，自己所在的小区，居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较之以往明显增强，“以往的业委会选举基本没人过问，现在大家都积极参与。”
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认为，“新上海人”最需要改变的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上海人、不热爱这个城市”。具体到他自己，他希望，假若上海3.0时代真的来临，自己的事业能更好一些，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和企业，同时带动和改善身边的同事及其家庭现状，为上海的成长留下自己的脚印。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世博会是传播中国的契机，也是改善上海形象的良机。上海人正在悄然改变，而外界对上海人的印象却几乎原地踏步。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本刊记者/关军(发自上海)
长期以来，上海在作为奇迹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被当作笑柄。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觉得，她从小生活的这座城市一直陷于角色错位。
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去过“大上海”的国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像搬运工一样扛回大大小小的日用品，顺便捎回的，是对上海人的矜持、排外、自以为是的抱怨。
海派女作家程乃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一直不明白，“上海人负担着全国1/6的税额，然后人均只住着两个平方(米)，为何外地人对上海人心存偏见？”
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在全国尤其北中国曾达到万人空巷的热度，而上海人对此却极其不买账，因为剧中唯一一个反面人物，就是以上海男人的形象塑造的，而且名字就叫王沪生。
若干年后，《渴望》的制作人郑晓龙接受采访，说起这部电视剧的创作缘起——当年跟王朔等几个朋友呆在一块儿“捏故事”，在王朔的主导下，刘慧芳这个人物出现了，集中国妇女所有传统美德于一身，女主角得有男的陪衬吧，于是宋大成这个好人和王沪生这个坏人就出现了。起名字的时候，大家说，“这坏人可不能是北京人”，于是，就叫王沪生了。
扮演王沪生的演员孙松说，自己演完这个角色后一度处境很尴尬。“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在火车上都会被阿姨边打边骂。当年我在上海演出时，偌大的体育馆没有人为我鼓掌。”
自《渴望》之后，影视剧、春晚小品等场合出现的上海人形象，也多为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一类的典型。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张结海曾以热播的电视剧《潜伏》为例，其中一个情节是行动队队长马奎的上海太太给客人吃发霉的点心。他觉得这也属于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他的观点很快被媒体以“学者指《潜伏》丑化上海人”一类的火辣标题刊发，引起新一轮的热议。
发生在上海青年刘翔身上的故事值得玩味。当刘翔横空出世，并成功塑造出一个偶像形象，公众不觉得他是典型的上海人，反而认为他是“异类”；当北京奥运会上刘翔黯然退赛，被许多人视为“怯懦的逃兵”，一种很有市场的评价又风行起来：到底是上海人啊。
上海不高兴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大多一笑置之，只是某些时候的某些人群，会有烦躁和不理性突然爆发出来，并多次激化成网络热点事件。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教授援引有关调查数据，认为上海人素质偏低，与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不符，部分市民排外现象严重。他不曾想到，自己的发言在网络上引发一些上海人的愤慨，声讨甚至谩骂滔滔袭来。
无妄之灾也降临到上海文化商人李大伟的头顶。他不断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基本就没停过”，其中绝大多数开口就是谩骂。李大伟有点晕头转向，后来才搞明白，《新民晚报》社区版重新刊发了他四年前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文中如下一段话激怒了一些上海人：“新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
有人致电报社和宣传部门抗议，有人直接在网络上回击，《新民晚报》所属的论坛也曾遭受恶意攻击，而当事作者和编辑更是被“人肉搜索”。
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李大伟有点诧异，他没有想到骂他的人大多数不是老上海人，而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许多人的上海话也说得并不地道。
那篇文章被缩编到报纸上，又被摘取到网络上，不断被断章取义，最后直接称了一句“说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这让某些人心中积郁的怨气找到了发泄的出口。“年轻人一看到那句被放大的话，立即热血沸腾，有的没有搞清前因后果，就开口大骂。”
李大伟经营着一家很有名的茶馆，“上海话事件”中，他很担心发生过激行为，比如有人上门闹事。但事实表明，他多虑了，那些谩骂者不过只是躲在暗处发泄一下。“上海话”事件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当值见习编辑周小姐身上，因为某些官员也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怒，致使周小姐被调离原来的岗位。
一位网友的评论对此现象感到诧异，开埠以来海纳百川的上海，怎么连一句调侃都承担不起？他觉得“上海话赢了，上海输了”。
最近的一次关于“歧视上海”与“上海歧视”的著名公共事件，发生在2009年12月23日早晨，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直播中，主持人晓君和小畅在播放音乐间隙用上海话调侃。一名听众发来短信称“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
地域歧视背后的社会心理
为什么中国人热衷于地域间的歧视、丑化？
文化学者易中天把地域歧视看作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他举例说，北方人请客，摆一桌子，不把你灌醉不罢休，这在南方人看来是虚伪和摆谱儿。相反，在上海吃饭，北方人觉得就那么一点点菜，觉得你怎么这么小气呢。大家都认为自己很实在，对方很虚伪。
易中天的观点是，不同区域的人要遵循“和而不同”的古训，客观、冷静、理智、平和地对待地域文化问题。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把地域歧视的主因归结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地区性歧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不植根于知识分子容易想到的文化‘基因’或‘国民性’问题，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这一弱点的起伏消长，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主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张结海试图在此层面寻找答案——
从心理学的角度，歧视本身是带有自卑感的，一个对自己没信心的人，才更容易在潜意识里寻找、放大、嘲弄别人的“弱点”，以此体现“优越感”，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请注意，在心理学上，自卑的反义词不是自傲，而是平和。”
学者余秋雨也认为，上海人的自傲是弱者心态。“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歧视他人的人，之所以眼中满是别人的缺点，恰恰是因为他在潜意识里需要借此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也符合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论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想看到的。
张结海说，在中国，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公然的歧视已经涉嫌违法。在美国，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至今仍有偏见，但是，没有人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针对某一族群的攻击，因为这就要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并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的情况就很可怕了，文艺作品和公共空间不仅充满各种地域奚落，甚至不乏对残疾人、病人等弱势群体的嘲笑，张结海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不但歧视，而且敢于歧视”。
上海榜样
新的城市价值链中，积极的上海力量成为上海3.0时代发展的原动力
本刊记者/关军 特约撰稿/张鹭 (发自上海)
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电话，王昊青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打算)怎么写我们上海人？是赞美上海人呢，还是让上海人‘下地狱’呢？”
“我们希望尽可能公正地写。”
“那就是‘下地狱’喽。”因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熟识，王昊青这句话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不过很显然，在这个上海女子的印象中，来自外界的对上海人的赞美少之有少。
王昊青是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的副院长，目前还担任世博会上海馆的策划总监，其职责所系，是通过上海馆对外传播上海的形象和理念。上海的责任是示范价值。
王昊青说，想理解上海，看看石库门这种本地特有的建筑吧，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洋的，真正是中西结合。上海这座城市，也是如此。
包括易中天、余秋雨在内的多位学者都曾指出，中国其他地域对上海的批评与不满，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公众似乎普遍对上海的特异性及西化难以接受，由于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积淀的心态，他们更看重同一性。易中天直言，人们许多时候是“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上海的契约精神
人们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上海集体人格中的积极意义。
上海人的特性与这座城市的早期经历不无关系。在当代中国人当中，上海人尊重规则、尊重契约、关注个人生活品质等特点，都使他们看上去更接近现代社会和商业文明的规范，也在更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传统人际关系和性格特征。上海人之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是先行了一步，还是离经叛道？
余秋雨把近代科学先贤徐光启看作上海文明的一个标本，认为他是中西文化的奇异组合，“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
李大伟祖籍山东，生于上海，当过教师，做过记者和专栏作家，目前从商，涉足地产、餐饮等多个商业领域，对上海人作为“经济动物”的一面多有观察。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伟走南闯北，他对北京、山东、东北的生活都很熟悉，“北方人先处交情，再谈生意。上海反过来。做生意、办事，很少会想到如何利用政府资源”。从生意本身而言，他当然更喜欢后者。而上海人在生意上不是风险偏好型的，所以民营经济不是很发达。上海人做生意的特点是，对低利润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上海还有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上海人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是称职的职员，他们最推崇的人是唐骏，这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职业经理人，被称为“打工皇帝”。
干春晖也曾在多家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者，他对上海人的经济理性十分推崇，觉得这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要求。他注意到，上海人有非常好的契约精神，谈判的时候显得斤斤计较，但一旦签订合同，执行力就很好，讲究信用。“如果说上海的软实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知名民营书商路金波生于陕西，在上海生活多年。前些年，路金波还在老城区租房子住，邻居多为老年人。他那个单元，二层、三层的住户分别是78岁和87岁的老人。有一次，其中一位老人替居委会代收管理费用，因为零钱不够，欠了路金波四角钱。“算了，不用找了。”路金波很自然地说了一句。但老人家却极其认真，连续几次跑到路金波家还钱，最终还是把四角钱给了路金波。
“这就是上海人的观念，不会总想着占别人便宜，也不会随便亏欠别人什么，哪怕只是几毛钱。” 路金波对此感慨道。在他看来，外界对上海人性格的非议，某些其实恰是符合现代商业文明规则的，即使是某些性格瑕疵，大多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上海没有蹭饭这个词，出去吃饭肯定是有事，事先讲好谁买单。要不然平白无故吃你一顿饭，欠你个人情干吗？”作家叶辛说。
曾在贵州插队的叶辛去过当地的很多工厂，他说，即便匆匆参观一下，也能发现贵州本地的工厂与上海迁到贵州的工厂有所不同。前者因为有上午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下午两点上班三点下班而被称为“八九二三部队”，而后者，即使在文革中，迟到、早退这样的风气也是不被容忍的。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说，上海人最难以容忍的生活习性就是脏和懒。这个群体总体上守纪律、善忍让、处事理性，少了一些东方人的矫情。
在王昊青看来，上海人以打理自己的人生为乐事，不会得过且过，这在她那些毕业不久的学生身上也有体现——那些80后的年轻人很会规划生活，很注意理财，有的已经拥有两套住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特意强调，上海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确有许多示范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上海理应更多承担起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外界看待上海的眼光要改变，上海人自己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在干春晖看来，上海人的前瞻性不够，“一个不关心自己前途的城市很难成为国际大都市。”★
上海人的文化密码
——从老城厢到外滩
“上海”从开埠起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地域概念，上海地理成为了解读上海文化密码的关键，也成为上海城市进化中永不褪去的底色
特约撰稿/张鹭(发自上海)
“你喜欢直白的可以去看小沈阳，喜欢直白带含蓄的可以去看郭德纲，喜欢含蓄的请看周立波。”看似口无遮拦的周立波，在台上并不惮于拿自己与同时代的另两位话题人物做比较，他用的比喻听起来有点刻薄：一个吃大蒜的，怎么能和一个喝咖啡的相提并论？这样的撇清每每引发台下上海人会心的爆笑。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上海人的话题，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主动把话题引向了周立波。在他看来，周立波此言并无褒贬的含义，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如果说赵本山和小沈阳熟悉东北人的文化密码，郭德纲深谙天津人的文化密码，那么周立波是切中了上海人的文化密码。”按照他的解释，这里的“文化密码”指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与历史经验。
“喝咖啡的上海人”，其文化密码又是什么呢？“从小看着钢窗蜡地，吃的老大昌的面包和掼奶油长大”的周立波曾打比方，这就好比“豁铃子”(以暗示、言外之意让对方知晓)和“接铃子”(对方会意)，“哦，对上了，开心啊。有的新上海人也来看，一直问，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听不懂。上海朋友乱笑，跟你讲不清楚，讲了你也不懂。”
1952年，罗兹·墨菲在动笔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时，朝鲜战争还没结束。他在该书末尾预言，“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因素，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兴盛。”
事实上，被这位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是上海崛起的最重要的先赋条件——上海独特的现代性的起点，正是英国殖民者对其地理优势的发现。如果说地理因素是上海成为现代中国之匙的关键，那么，依然是城市地理，将上海的文化经脉内外勾连、一气贯通。
老城厢的生活
上海公交11路走的是一个环线，这条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围着人民路和中华路绕了一个圈。从老西门出发，坐两站地在老北门下车，回头走一小段就是大境阁。供奉关帝爷的大境阁少有人光顾，也就没有香火，只在关帝座前用红色灯泡意思一下。
大境阁对于上海的重要性在于，这里保留着一段近50米的上海老城墙，证明着上海老县城的历史成色。信步进去游览，不经意间可以在青砖上发现“咸丰五年，上海城砖”的字样，可名牌会告诉你，这城墙可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的。大境阁二楼的展览馆里，1885年的《上海城厢租界全图》上显示，彼时的上海老城厢被一圈周长九华里的圆形城墙所围绕，城墙以北就是法租界，法租界以北就是英美的公共租界。
“城墙在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搞自治运动时，被自治运动的领军人物李平书力主拆掉，护城河被填平，形成了现在的人民路和中华路”，上海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介绍。而老城墙的九个城门，只保留了名字，变成环老城厢的11路公交车的站名。
顾延培在老城厢住了60年，他的办公室所在的文庙路是老城厢的心脏地带。穿过文庙和杂乱的路边店再往里走，就到了居民区。不足3米的小道两旁，遍布带老虎窗的尖顶房子，路人一眼就能从敞开的门窗里看见主人的全部家当。屋外的竹竿上，胡乱挂着汗衫、女人的内衣裤和袜子，穿着睡衣的主妇提着篮子从菜场回来。
用上海人的话说，这里是典型的“下只角”。顾延培承认老城厢的杂乱，“进得去出不来，转弯抹角的像迷宫一样。”但他还是对这个提法有点不快，“原来，开埠的地方(租界)才是下只角，我们这里叫‘城里’的。”因老城厢700年的文化底蕴而骄傲的顾延培，乐于向你提及老上海县城的繁盛，“上海的市徽图案是一艘五根桅杆的沙船，上海县城就是因为沙船业而兴起的，因为沙船大，不能靠码头，只能停在江中，用驳船去卸货，最盛时江中停着3500条这样的沙船。”
上海古老的沙船业随着外国轮船运输的兴起而衰落。“从1860年代开始，报纸上已经有了贱卖沙船的广告，1880年代后，一些大的商船号相继破产。”研究上海老城厢兴衰过程的上海史研究者何益忠曾表示，“上海的主港区从现在的南码头到十六铺这一地段，北移到租界的沿浦地段。这对以港兴市的老城厢是个沉重的打击。”
以人民路(解放前称“民国路”)所在的城墙为界，上海被分成奇异的两个世界。即使到了1941年，据罗兹·墨菲观察，仍旧可以在三四个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10英里；水稻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延伸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
“老城厢每到晚上都要关城门的，租界那边也要把铁丝网拉上”，顾延培介绍说，1912年推倒城墙后，这种夷夏之防也丝毫没有减轻，以人民路的中线为界，南边属于老城厢，北边属于法租界，于是上海最奇怪的一条路出现了：路中线以南的一半是上海传统的石子路，路中线以北的一半是现代的柏油路。
租界里的法国人几次想把商业势力渗透进路中线以南的老城厢，都没成功，其中隐含的民族自尊是，“没开发的土地让给你，可以；想在我们已经开发的地方开店，不行。”
顾延培不同意把上海现代性的起源完全归结于租界，因为在他的老城厢，同样也有现代文明的种子。他提到被余秋雨称为“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的徐光启，这位明代的基督徒官员重视科学和实证精神，他喜欢钻研数学和历法，引进马铃薯解决饥荒问题。
“一说徐光启很多人都想到徐家汇，但他其实只是葬在那里而已，他真正生在我们老城厢的乔家路，现在故居还在。老城厢的尚元街，就是他当年搞实验的地方。”
外滩，上海人的职员人格
作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论是作为欧洲古典建筑和近代建筑折中式的上海总会大楼，新古典主义的怡和洋行大楼，都共同洋溢着资本的荣耀感与自信力。只有走在这些雕饰繁复、巍峨厚重的建筑之下，才让人感觉，这才是真正到了上海。
这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从记者偶然发现的一个细节可见一斑：一位坐在大楼外休息的年轻保安，手里拿着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份美国《纽约时报》在翻阅。记者好奇地问，“能看懂吗？”“嘿嘿，看不懂，看看图片啊。”
外滩上东西向的马路，无一例外地东靠黄浦江，向西呈放射状延伸。这是早期上海租界的生长轨迹。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介绍说，开埠初期租界的人口很少，开埠10年后的1853年，公共租界的人口也不过是外侨200多人，华人500人，这些华人以买办为主。顾延培说，这些人多任职于银行和洋行，“原来是老城厢的钱庄和杂货铺的伙计，也有广东来的，后来钱庄的资本小，被外国银行挤垮了，杂货铺的待遇也不如洋行，懂英语的伙计都被挖走了，就成了最初的买办。”
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在1938年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估计，到了1930年代，这些分布在市政机构、警察机关、洋行、工厂、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旧式职员，有二三十万，居全国第一。
他们往往出身贫寒，在洋行里从练习生开始做起，穿着整齐，时刻注意保持发型，不在办公室吸烟和吃东西，听从上级的命令而很少争辩，因为在这个外国人的特权社会，外籍职员掌握着关键技术和职位，让他们注定升迁无望。用社会阶层的名词对号入座，他们属于职员阶层。“小心谨慎，不外露，不张扬，有事放肚子里。”顾延培认同，这种“职员人格”几乎就是上海人性格的写照。
“上海职员的待遇是很高的。老上海人有个说法，海关是金饭碗，银行是银饭碗，邮局是铜饭碗”，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20年代，一个洋行的高级华人职员月薪能拿到2000块，邮局的一等职员工资是400块，一个普通缫丝厂女工的工资是三四十块，连黄包车夫也能月入15块。而同时代的北京，陈独秀作为北大知名教授，月薪不过200块，而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青年毛泽东，那时的工资为8块。
待遇优厚固然是上海市民向往职员阶层的原因，但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的留学生、大学生和科技、工业资本家这样的资产阶级替代旧式绅商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也使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成为上海社会的主流意识。“他们有新式的文化修养”，这也是《花样年华》式的小资情调得以孕育的基础。
“上海人的这种‘火鸡性格’‘办事员性格’，从好的方面讲，是踏实、理性；但在胆量、魄力上也有局限，做事有点瞻前顾后，凡事要想三步。所以你看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少有创业的，创业的都是敢想敢干的温州人。”上海作家叶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上海的资本市场历来兴盛，惧怕创业风险的上海人，无论是职员阶层还是小市民阶层，都惯于将业余投资作为获得收入的手段。而投资与投机，往往只有程度的差别。樊卫国介绍说，从19世纪末起，一些洋务派的军工企业搞民间集资发行有形股票，就发生过股灾，商人从钱庄贷款，贩夫走卒也把自己的老底拿出来，结果股价一泻千里，很多人被套在里面。“过去上海的老话，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樊卫国说，一个世纪以后的1990年代，电影《股疯》很真实地拍出了上海人的这种心态。
南昌路，老克勒的趣味
南昌路在淮海路附近，属于老的法租界，附近遍布法国梧桐和极具风情的品牌店。任何一个热爱逛街的上海女孩都会告诉你，比起品种繁多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品牌店的东西更高档也更贵。这里不像南京路那样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充满着安静而慵懒的小资气场。
上海作家程乃珊听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寻找1930年代的老克勒，略感惊讶，“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跟现在一点联系也没有了啊，只能在博物馆才能看到了。”但至少在2年前，南昌路还活跃着这么一对耄耋之年的伉俪——李九皋和陈素仁。从1979年李九皋从北京退休回沪开始，直到2007年，每天下午5点，他们都会从南昌路136弄的上海别墅里，来到离家3分钟路程的“洁而精”川菜馆用餐。
在“洁而精”问起这对老夫妇，服务员随手指向左边第二根柱子下的桌子，“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吃饭的，每次只叫两个半客菜。这张桌子是他们的专坐，他们吃完饭走了，别的客人才能坐”。他们保留着一千多张在这里就餐的发票，这些发票也成为日后电视台做节目的新闻由头。
服务员说，2007年，时年92岁的李九皋老人去世，而他现年99岁的夫人也住进了养老院。只有他们的儿子偶尔会来店里，看望一下已经跟老人形同亲人的经理和服务员。
时光倒退70年，李九皋是上海一家电台的英语主播，夫人陈素仁比他大5岁，两人因一首法国情歌《玫瑰人生》结缘。陈素仁喜欢“白相”，开汽车、骑马，她是上海飞行社第一批仅有的两名女飞行员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在“八·一三”淞沪之战中血溅长空的航空女英雄杨瑾。
李九皋为了让夫人在物质生活上过得随心所欲，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美棉的进出口贸易。与客户谈生意在就百乐门这样的舞厅里，他只与自己的终生舞伴陈素仁跳舞，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最后一支曲子。这个习惯从1936年一直保持到1952年。之后，李九皋被调往北京工作，二人被迫分居两地，又在“文革”期间痛失大儿子。
退休回到上海的李九皋，直到90岁还担任着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顾问。从年轻时拥有汽车、洋房和钻石，曾一下跌到人生谷底，他们并未抱怨。程乃珊去采访晚年的李九皋，老人骄傲地说，“我们仍拥有一个玫瑰人生。”在程乃珊看来，老克勒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致而优雅的趣味，“你不能指望只跟他们聊一会儿就能体会到那种内涵”。
让这位作家念念不忘的1930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但上海人对精致生活近乎本能的追求，即便是在极端的年代也未曾改变。程乃珊说，以前上海人结婚，不爱到国营商店买家具，做工太粗糙，而且千篇一律。他们宁愿在一个小小的亭子间，自己刷墙，自己做家具，比买的都好。“上海人不跟天斗不跟地斗，他们的快乐就是追求自己的小乐惠。”
福州路，东西方融合的样板
在外滩的一系列西洋风格的建筑中，只有轮船招商总局是唯一不带外资色彩的——虽然现在它已成为某品牌服饰的专卖店。铜制大门的门梁上标明了建筑年份：1901。其殖民地早期的外廊式风格暗示着这是外滩最早的建筑之一。
轮船招商总局靠着的福州路，现在也全都是西洋风格的建筑，看上去与比它更北边(租界的发展历程由南向北，更北边也就更晚)的三大马路区别不大。
但根据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研究，这条兴起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街道，在租界里真正体现了华洋交融的格局。在它之前的同治年间兴起的广东路，虽在租界，实行的却是旧制度，窄窄的街道上挤满酒肆、茶园、戏园，商民士绅没有官品不得乘坐马车，形成一个独立而封闭的华人社区，而后逐渐衰落。而福州路则一开始就由工部局实行西式管理，有路灯、下水道。当时的英国总会大楼就设在福州路东首，这里的酒楼、茶肆、书场率先引进西洋幻灯片和魔术班，“西洋景”就是这么诞生的。
煤油灯、煤气灯、电灯、自来水这样的外来事物进入上海时，并非没有遭到阻力。“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上海人还是最先接受了这些现代观念”，上海市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说，“后来很多人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很多情况下他们针对的只是外地人那些不讲公共秩序、卫生习惯的行为而已。以前租界里的外国人也看不起上海人的。”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的租界要完成的不仅是东西方融合，即便是中国人内部的融合，也并非朝夕之功。据上海自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发现，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外地人来上海后一直都自认过客，甚至到了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开埠50周年庆典，上海人打出的旗帜仍是“广帮”“宁帮”之类。
那么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是何时、怎样形成的？熊月之的答案是，1905年开始的上海自治运动。“领导上海自治的士绅，很多都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他们投入上海自主运动，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时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了他们。”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30年代，英国政府专门请了一位南非大法官费唐博士考察上海的城市性质，费唐博士提交的报告里认为，上海完全是个自我治理的城市，它有一套自己的原则：自治、自由、法治、安全。“这是租界留给上海人的精神财富。上海人有自律精神，敬畏规则，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大法官，后来大法官没有了就找组织、找老娘舅。”
这个特点在作家叶辛看来，就是“上海人太老实”。他以自己当知青时的见闻举了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前上海的公交车很挤，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1平米可以站14个人。贵阳的公交也很拥挤，上下车不方便，贵阳人会很自然地选择敲碎窗玻璃爬进爬出，“上海人再挤也不敢这样”。
“上海人”诞生记
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时间开始了”。于上海而言，尤其如此：“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形象”
特约撰稿/张鹭 本刊记者/关军
“如果北京是革命的、纯洁的首都，上海则是改造最明显的城市。”
在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用这样的旁白展开他对于上海近一个小时的叙述，这差不多占了片子时长的1/3。
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上海街头拥挤而有秩序：学生队伍吹着节奏分明的哨子，整齐列队跑步前进；穿着白衬衫、绿军装和蓝衣服的人群涌动在马路上，把公交车围得水泄不通；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骑着自行车，在镜头前匆匆闪过。
“腐朽”到“新生”
假如安东尼奥尼在23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拍摄过上海，他一定会惊异于一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的天翻地覆。
上海县城原来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1845年开埠以后，进入了梦幻般的发展，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成了世界金融之都。那时的上海在陈腐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显得极其特殊，而其繁华程度也令人惊叹。流行的说法是，巴黎的时尚一周之内就能传递到上海。
旧时的上海，涌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它的文化也曾盛极一时。
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冲霄说，旧时的上海，不仅是远东第一大、全球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自由精神的、包容的城市，各色人等皆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天地；全世界的货币皆可以在上海的银行兑换，作为贸易港，其自由度比现在要高出许多，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
历史上的上海，既意味着繁华，也不乏狼藉的声名——1864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里在上海租界的租地人大会上宣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华人居住的一万多所房子，其中有668所是妓院，“另一方面，鸦片窟和赌场多得不计其数”。至于电视剧《上海滩》中描绘的黑帮作恶及互相杀伐，也确实曾是城市历史的真实段落。
“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原罪的。”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原罪”，当然不仅是指上述的社会现实，其深意在于：这座城市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
看看1949年甫入上海的革命者当时对上海的分析吧：“它过去的所谓繁荣，并不是建立在独立健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基础上。”
动荡，然后凝固
当上海还是冒险家的乐园时，它是打开的、无法定义的城市。那时的上海，虽也有阶层区分，虽也有高低贵贱，但是，哪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哪有什么清晰的上海人的概念？
新政权建立后，上海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关闭大门。80岁的上海市民周凤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1956年从虹口区搬到现在居住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四川南路时，还能看见“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老上海的遗迹并没有被彻底清理，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的双向流动也仍在持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上海受到的牵连尤甚。为了把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中共提出“必须有秩序地疏散人口，并且把工厂迁移到内地任何可去的地方”。
“上海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到1954年，上海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6.8万人。”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以具体数字说明着人口的变化。
在周凤珍的邻居、70岁的吴连安的记忆中，1953年上海开始有了户口，但那时的户口政策并不十分严格。真正严格起来是在1958年，户口开始与粮票等票证绑在一起。从此，乡下的亲戚来住招待所得开介绍信，即便在家里住，也必须办个临时户口，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不要说“红头阿三”，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想进入上海也不是易事。
“从1958年开始，上海正式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上海的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熊月之评价，“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的上海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话也从此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起到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熊月之认为，“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区别于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工具。”
而此前的上海话，据一位在上海多年、后来离沪的老人回忆，“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说得上是大杂烩。”
被规范的上海话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权力。易中天在《读城记》里举例说，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
对于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令外地人艳羡的是上海人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城市被分类为11个级别，同级别的工资在不同级别的城市发放标准不同，上海排在11级城市中的第8级，比北京还高。“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供给也是充足的，我祖母那时还能偷偷地把粮票省下来送给内地的亲属。”
最具活力的城市就这样凝固下来。在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眼里，“过去曾受国共两党人士同声斥责的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个变动同时重塑了上海与上海市民，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很多负面印象，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被“革命”的文化
周凤珍1946年搬来后，至今住在四川南路25弄，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她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四马路(福州路)的“婊子”早已被改造，看不见了，“陈毅来了以后，把她们解放了出来”。南京路上也常年驻扎着“好八连”——一支诞生于1947年、由一群山东翻身农民组建的、由20多名解放军干部带领的连队。周凤珍说，“直到现在，每个月的20号，好八连都会在南京路为老百姓剃头、补鞋、磨菜刀、量血压什么的”。
而作为被好八连抵制的对象，被认为有腐蚀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上海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易中天把上海称作“党性教育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
既然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自然也要经受最严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不过，这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和风细雨到疾风暴雨的过程。
上海协昌是一家成立于1919年的公司，由一位沈姓家族创办，中国的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就产自这里。现年76岁的唐振亚曾是工厂里的学徒。1949年的大动荡中，沈姓老板选择留在上海。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沈老板的选择看起来是明智的，公私合营的协昌依旧生意兴隆，其生产的“蝴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知名的缝纫机品牌，工厂为工人提供了保险和免费医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整个上海的缩影——经济迅速复苏并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家失去工厂的实际控制权但仍主导着生产和经营，中产阶级也未受牵连。
唐振亚和他当年的同事阮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真正让人感觉情况“不对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不仅身为副总经理的沈老板被隔离，连唐振亚这样的技工也要被审查三代。一番折腾后，留给唐振亚一句略显矛盾的结语：无重大问题，不予培养。理由是他曾作过“资本家的学徒”。
针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清洗，则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
上海作家叶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那个时代，“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喜欢看外国小说，聊起外国的生活方式，无意间流露出好感，被资本家出身的叔叔一把制止，‘要杀头的！’”在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记忆里，对于上海普通人而言，革命主要是革“三包一尖”的命——比较讲究的上海男人，头上打着金刚钻的发蜡，头是包起来的，还有包屁股的裤子，包腿的小裤脚和尖头皮鞋，都在被“革命”之列。
即便那样的形势下，上海女孩子也还是烫头发的。李天纲的小学女老师被揪住强行剃了阴阳头，一个学期没法上课。
不论男女，太紧的裤脚管也被剪掉，从裤脚一直往上剪，有的连短裤都露了出来。李天纲说自己至今记得女孩子们抱头痛哭的神情。“从那以后，好八连的针线包和草鞋成了上海的主流审美意识。”
另一个只有老上海人才心领神会的人群是“咋巴”。她们声音尖细，无论讲任何事情，声音都在四五十分贝以上。居住在宁波的上海籍知识分子施卫江概括这个群体：以低知识层次的中年女性构成，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国有单位里的工人师傅，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于“腰背硬”，她们大都从事于服务行业，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商业经营态度来服务于大众。
后来，在某些文艺作品中，这些出现在城市“窗口”的人成了上海小市民的标准照。
拥挤的，太拥挤的
70岁的上海石库门住户吴连安说，石库门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最早只有一家人住，解放以后被收掉了，一些困难户和单位里的人被安排住进来，慢慢地就越来越挤了。
吴连安自己就是在解放初从虹口搬到了四川南路25弄的这个石库门里，他每天都要去与住处一江之隔的位于浦东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他所住的石库门，原来只有三层，后来房管所在楼顶加了一层，第四层的层高与下面三层明显不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空间的矛盾都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石库门的拥挤，是最容易看得见的表象。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
但并非只有石库门才拥挤不堪。上海邮政系统的公务员任无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窘迫生活，“连石库门都没得住”。任无我那时候住在解放前新华书店留下的一个仓库里，仓库被隔成单间，改成了邮政局的单位宿舍。“我们家四口人，住20个平方(米)，已经不算小了。”
任无我住的仓库房，厨房和厕所没有单独的，十几家人共用两个水龙头。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得快点，下班得早点赶回来洗菜，不然要等到人家洗完了才能烧饭。冬天洗澡只能去单位的澡堂，一周开放一次；而在夏天，大人在家洗澡，用铅桶提水倒在脚桶里，小孩只能拿个扇子躲到马路上乘凉。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没什么(新)房子，造个房子就是大新闻了。那时的上海就是现在的内环线这一块，是现在上海面积的1/10，人口却是现在的一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与此对应的数据，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必然带来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的变化。
任无我谈及上海人的精打细算，“都是群体生活锻炼出来的”。他住仓库的时候，由于水表和电表也是公用的，算账就成了一门学问。十几户轮着算，每月一户主算。这并非是总用电量除以户数那么简单，谁家几个灯泡、谁家熄灯晚、无线电是否算灯泡，都是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算好了贴在外面公示，大家都没有异议时予以执行。
上海男人通常被外地人嘲笑为家庭妇男，樊卫国给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其实上海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窝在家里操持家务，她们希望男人出去挣大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男人在工作上的努力所产生的收益对于改善家庭生活水准的作用并不明显，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花在执掌家务上，打家具、修电器、买菜时讨价还价。
如前所述，上海市民的生活在1949年之后不乏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上海人的日子也难称富足，就如同有限的居住空间一样，每每陷入捉襟见肘之困。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工厂里开动的机器仍为全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日用必需品，但轻工业的相对发达并没有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质。
据《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5年以后，中央对上海财政政策调整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才逐渐降了下来。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 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对此，周立波反击嘲笑上海人小家子气的外地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上海有半斤的粮票吗，是因为我们收入的10斤粮票里有9斤5两都是给了你们外省了。”
四川南路25弄在延安东路附近，它离外滩的距离只有近50米，可能是离外滩最近的石库门里弄。这里的居民谨慎而又热情，面对记者的攀谈，他们先是要求查看一下记者的证件，之后会满怀真诚地叫你“不要介意啊”，并乐于以东道主的自豪感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住在我们这里的人，以前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82岁的奚冬泉就是如此，他之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做修表工作。在解放前，这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奢侈品店，专卖顶级生活用品，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名牌西装、皮鞋、领带、化妆品、女式服装和日用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这里出入的都是一些留洋的年轻人和“小开”。
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苏北家庭。编剧黄允当时采访了黄浦、静安等商业闹市区的中小商户和上百位老人。“有的商户是百年老店、名店，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上海学生意，吃过三年萝卜干，有的再帮师三年，以后当店员、当师傅，其中精明活络的，积点钱和朋友合伙开店，店发了，再拆股各自经营，再发了又开分店。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斤斤计较、讲实惠、小家子气等习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深刻、持久地影响着上海人的心态、习俗、趣味。”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聚族而居，而上海作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覆盖了伦理关系，由于空间狭窄，形成了你占便宜我就得吃亏的局面，所以在个人利益上，上海人是不大讲究谦让的”，樊卫国分析说，“外地人批评上海人势利，确实存在这个现象，一个经济再窘迫的人枕头底下也要压几件笔挺的衣服，因为摆脱了熟人社会，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也只认识你的衣服。”
上海的失落
黄金荣、国际饭店、跑马厅、大世界、大光明，旧上海十里洋场里标志性的人名和地名在奚冬泉的叙述中，有着一丝亲历者的温度。他乐意告诉你，现在的人民广场以前是跑马厅，紧挨着这里的延安东路就是原来的洋泾浜，距这里200米的城隍庙边上，原来遍布着逃荒过来的人栖身的“滚地龙”，“直到上世纪40年代，马路上冻死的人还很常见的”。
上海人见过世面，这是真的，而他们也大多愿意向外人强调：我可是见过世面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计划体制和户口的壁垒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上海虽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作为知青下放贵州19年的上海作家叶辛举例说，上海轻工业的发达，让贵阳单位的出差者变成了拉货的驴子——每个有幸去上海出差的人，除了完成采购任务，都会受到亲友帮助购物的额外嘱托，扛回从手表到纽扣在内的大包小包。
“阿拉上海人”成了一种特殊身份，未见得比别人富庶多少，但是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被羡慕，被仰视。
上海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感觉不要太好哦。通常情况下，如果这句话的语境涉及自身，就不再是字面的含义，而是略带炫耀地对自己进行嘉许。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壁垒被部分地拆除，上海这种鹤立鸡群的城市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正在逐渐淡化。对于很多上海原住民而言，心理落差尤其明显。很难相信，吴连安所住的紧靠外滩的石库门，居然是一座危房，房子下面就是黄浦江的过江隧道，地已经开始有些下陷。吴连安随手一指，楼道入口洗菜的水槽，已经有了明显的倾斜。这原来可以算是好房子，“但现在(与)高楼一比，就是棚户区了”。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国营工厂买断、大龄工人下岗，本地人在升学和就业上相对于外地精英的劣势，这些因素早已经让上海本地人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中急遽地边缘化。
更多元的上海，排外情绪已没那么刺眼，或者说，具备排外心理基因的人群已经被进一步的边缘化了。
1990年刚到上海生活的时候，现为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张结海能感受到明显的“排外”。公交车售票员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她发现乘客听不懂的时候，才改为“冷冰冰”的普通话。“现在与上海人交往，他在搞不清对方身份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普通话。”
张结海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上海严重“排外”的时候，恰是这座城市整体上陷入失落感的年代。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总结说，“过去，上海人有一种盲目的城市优越感，但现在不是GDP最大的地区了，后起的广东、浙江、江苏都在赶上。过去讲普通话，上海人要嘲笑你是乡下人，现在反过来了，讲上海话，人家要说你没层次了。”
“大都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在于其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研究城市社会学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开篇写道。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齐美尔经历了柏林从不足60万人的小城市，一跃成长为400万人的大都市的变化过程。或许是对这种紧张感同身受，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说，“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余秋雨也看到了上海人性格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在《上海人》一文里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有节删）
2010年是上海世博年，也是上海向3.0时代迈进的关键年份。
建国后的上海，经历了三次蜕变：
上海1.0时代，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上海人克勤克俭，一度曾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往日辉煌的映照下，上海和上海人的脚步也日益沉重。
上海2.0时代，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伴生的还有物欲至上。房价飙升、股票蹦极……上海的屋檐下，汇集着梦想、成功、财富以及不安与焦虑。
上海3.0时代，人们期待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意味着，生活在上海的人彼此微笑，每个人都有归属感，上海更加热情、更加包容，成为大气、有活力、真正宜居的国际化都市。而这份城市的荣耀，将属于上海人、新上海人。
上海是平的
上海世博会已经进入了最后倒计时。在世博会的聚光灯下，上海与上海人，同时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于上海3.0时代而言，拥有新价值观的“新上海人”，将面临着平等的机遇，享受平等的权利，成长为气氛平和的都市里，一个心态平衡的群体
本刊记者/关军 特约撰稿/张鹭(发自上海)本刊记者/万佳欢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是一片热土，每次从外地归来的飞机一落地，我就提醒自己，这是片值得我奋斗的热土。10年了，我每天早上醒来都如此提醒我自己。”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99年7月，新疆人王启从广州来到上海，结婚、生子、创业，从此成为“新上海人”。他越来越感受到人在上海的便利，诸如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关系，办理对公业务时候非常高效，开办公司、缴税、办理劳保等，方便快捷。
全球化时代的上海人
“曾祖父母辈开始，祖父母，父母，本人，全部生在上海的，是上海人。”
“父母都出生在上海或解放前到上海学生意，解放后我国第一次统计人口，并开始登记发放户口簿，开始户籍管理制度，然后，生活在上海并繁衍下一代，现在身份证是3101 开头的是上海人。”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籍省市和农村人员到上海打工，支援大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已在上海落户的均为新上海人。”
这曾是一个网民对于上海人和“新上海人”壁垒森严的定义。而早在2007年，上海平均每3个人中就已有1个是“新上海人”，他们可能来自安徽、山东，但也可能来自韩国、美国，可能是黄种人，也可能是白种人、黑种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人的成分更加复杂起来，更趋于国际化。大量外来人口，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台商和外籍人士涌入，正稀释和改变着上海人的整体印记。
一个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紧密相联的“新上海人”群落，在上海转向3.0时代的蜕变中，越来越频繁地浮出水面，使得上海人的界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上海外企白领冯蔚更看重的是居住年限，她觉得在上海生活五年以上，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就算是上海人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觉得，虽然普通话在上海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判定一个人算不算上海人，还是要看他是否熟练掌握上海话。“你看，现在普通话越来越普及了，但是在骂人或数钱的时候，一个人要是用上海话，那就说明这是他的母语。”
知名民营书商路金波则认为，能适应上海的文化并在此自如生活的，都算是上海人。他清楚记得自己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2000年9月11日，“9·11事件”一年之前。他从此成了新一代上海寻梦人，很快完成了从文化人到文化商人的角色转换，也适应了这座城市。路金波说自己对有关“上海人”的争议一直不是很敏感。周围接触的外地人、上海人、外国人的比例，早期是4：4：2，现在差不多是6：3：1了，但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的观点是，在上海出生并成长，就应该算作上海人了。不过，她也有自己的疑惑：自己的儿子已经上初二了，像他的同学们一样，不大会用上海话流利地表达，这让王昊青很着急：“要是连语言都丢了，还有什么上海人的特征？”
周立波则认为上海话永远不会消失，特别是他的海派清口正被更多的上海人所熟悉，很多孩子看了他的表演以后都开始学说上海话了。不过， 鉴于孩子们在学校上课时都不许说上海话，周立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有看法的，同学之间还是应该讲方言，一个地方方言的消失，意味着地方文化的消失，这是很可怕的。”
假若3.0时代来临
“上海是我去过的，市民们最不喜欢微笑的城市，甚至比香港还要少。上海人不喜欢微笑。我希望上海人能有更多的微笑。”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谈到自己对上海3.0时代的期望。他至今还记得一个朋友许久以前的比喻：“我把上海的可以捡到的金子捡到手后，会像扔香蕉皮一样，抛弃这个城市。”而如今，上海是过渡的心理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是得到了部分的缓解。
《上海人底色开始渐变， 1900万人为世博会移风易俗》，这是2010年岁初，各媒体关于世博大规模报道中的一个标题。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一场与国际社会文明接轨，从上海大街小巷里发起的消灭“睡衣党”的战争，开展得如火如荼，距离世博会馆不远的小区挂出了“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标语。虽然有关的争议也持续不断，但这丝毫不能够影响上海人严肃认真打击穿睡衣上街等“陋俗”的热情。银行、电信等窗口行业，“不说普通话”“态度傲慢”等“陋习”，也几乎会第一时间内被舆论监督曝光。
上海当然不会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但是一个越来越文明、亲切的上海，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上海已经接纳了很多。”从上海到美国定居的网友飞燕称赞，她此前曾表示：“我对上海没有感情。好像一场恋爱，遇到美丽精明的对手，时间花了，没有动心。”
而变化了的，不仅仅是习惯。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一直在强调不同族群间的融合，他强调：“这个‘新上海人’不是指新进入上海的人，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城市共同体找到一些独特的精神特质，形成一种价值观，如果我们大家又都能对此产生认同，那么我们都可以被称为‘新上海人’。”
走向上海3.0时代，有着新价值观的“新上海人”，作为一个公民群体正逐渐展示出自己的力量，丰富着既往的“上海人”概念。比如数以百计的上海市民曾走出家门，为了抗议磁悬浮项目而多次进行温和的“集体散步”，不乏理性，但又表现出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预示着其强烈的公共意识的觉醒。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则发现，自己所在的小区，居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较之以往明显增强，“以往的业委会选举基本没人过问，现在大家都积极参与。”
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认为，“新上海人”最需要改变的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上海人、不热爱这个城市”。具体到他自己，他希望，假若上海3.0时代真的来临，自己的事业能更好一些，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和企业，同时带动和改善身边的同事及其家庭现状，为上海的成长留下自己的脚印。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世博会是传播中国的契机，也是改善上海形象的良机。上海人正在悄然改变，而外界对上海人的印象却几乎原地踏步。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本刊记者/关军(发自上海)
长期以来，上海在作为奇迹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被当作笑柄。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觉得，她从小生活的这座城市一直陷于角色错位。
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去过“大上海”的国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像搬运工一样扛回大大小小的日用品，顺便捎回的，是对上海人的矜持、排外、自以为是的抱怨。
海派女作家程乃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一直不明白，“上海人负担着全国1/6的税额，然后人均只住着两个平方(米)，为何外地人对上海人心存偏见？”
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在全国尤其北中国曾达到万人空巷的热度，而上海人对此却极其不买账，因为剧中唯一一个反面人物，就是以上海男人的形象塑造的，而且名字就叫王沪生。
若干年后，《渴望》的制作人郑晓龙接受采访，说起这部电视剧的创作缘起——当年跟王朔等几个朋友呆在一块儿“捏故事”，在王朔的主导下，刘慧芳这个人物出现了，集中国妇女所有传统美德于一身，女主角得有男的陪衬吧，于是宋大成这个好人和王沪生这个坏人就出现了。起名字的时候，大家说，“这坏人可不能是北京人”，于是，就叫王沪生了。
扮演王沪生的演员孙松说，自己演完这个角色后一度处境很尴尬。“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在火车上都会被阿姨边打边骂。当年我在上海演出时，偌大的体育馆没有人为我鼓掌。”
自《渴望》之后，影视剧、春晚小品等场合出现的上海人形象，也多为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一类的典型。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张结海曾以热播的电视剧《潜伏》为例，其中一个情节是行动队队长马奎的上海太太给客人吃发霉的点心。他觉得这也属于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他的观点很快被媒体以“学者指《潜伏》丑化上海人”一类的火辣标题刊发，引起新一轮的热议。
发生在上海青年刘翔身上的故事值得玩味。当刘翔横空出世，并成功塑造出一个偶像形象，公众不觉得他是典型的上海人，反而认为他是“异类”；当北京奥运会上刘翔黯然退赛，被许多人视为“怯懦的逃兵”，一种很有市场的评价又风行起来：到底是上海人啊。
上海不高兴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大多一笑置之，只是某些时候的某些人群，会有烦躁和不理性突然爆发出来，并多次激化成网络热点事件。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教授援引有关调查数据，认为上海人素质偏低，与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不符，部分市民排外现象严重。他不曾想到，自己的发言在网络上引发一些上海人的愤慨，声讨甚至谩骂滔滔袭来。
无妄之灾也降临到上海文化商人李大伟的头顶。他不断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基本就没停过”，其中绝大多数开口就是谩骂。李大伟有点晕头转向，后来才搞明白，《新民晚报》社区版重新刊发了他四年前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文中如下一段话激怒了一些上海人：“新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
有人致电报社和宣传部门抗议，有人直接在网络上回击，《新民晚报》所属的论坛也曾遭受恶意攻击，而当事作者和编辑更是被“人肉搜索”。
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李大伟有点诧异，他没有想到骂他的人大多数不是老上海人，而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许多人的上海话也说得并不地道。
那篇文章被缩编到报纸上，又被摘取到网络上，不断被断章取义，最后直接称了一句“说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这让某些人心中积郁的怨气找到了发泄的出口。“年轻人一看到那句被放大的话，立即热血沸腾，有的没有搞清前因后果，就开口大骂。”
李大伟经营着一家很有名的茶馆，“上海话事件”中，他很担心发生过激行为，比如有人上门闹事。但事实表明，他多虑了，那些谩骂者不过只是躲在暗处发泄一下。“上海话”事件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当值见习编辑周小姐身上，因为某些官员也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怒，致使周小姐被调离原来的岗位。
一位网友的评论对此现象感到诧异，开埠以来海纳百川的上海，怎么连一句调侃都承担不起？他觉得“上海话赢了，上海输了”。
最近的一次关于“歧视上海”与“上海歧视”的著名公共事件，发生在2009年12月23日早晨，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直播中，主持人晓君和小畅在播放音乐间隙用上海话调侃。一名听众发来短信称“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
地域歧视背后的社会心理
为什么中国人热衷于地域间的歧视、丑化？
文化学者易中天把地域歧视看作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他举例说，北方人请客，摆一桌子，不把你灌醉不罢休，这在南方人看来是虚伪和摆谱儿。相反，在上海吃饭，北方人觉得就那么一点点菜，觉得你怎么这么小气呢。大家都认为自己很实在，对方很虚伪。
易中天的观点是，不同区域的人要遵循“和而不同”的古训，客观、冷静、理智、平和地对待地域文化问题。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把地域歧视的主因归结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地区性歧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不植根于知识分子容易想到的文化‘基因’或‘国民性’问题，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这一弱点的起伏消长，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主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张结海试图在此层面寻找答案——
从心理学的角度，歧视本身是带有自卑感的，一个对自己没信心的人，才更容易在潜意识里寻找、放大、嘲弄别人的“弱点”，以此体现“优越感”，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请注意，在心理学上，自卑的反义词不是自傲，而是平和。”
学者余秋雨也认为，上海人的自傲是弱者心态。“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歧视他人的人，之所以眼中满是别人的缺点，恰恰是因为他在潜意识里需要借此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也符合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论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想看到的。
张结海说，在中国，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公然的歧视已经涉嫌违法。在美国，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至今仍有偏见，但是，没有人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针对某一族群的攻击，因为这就要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并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的情况就很可怕了，文艺作品和公共空间不仅充满各种地域奚落，甚至不乏对残疾人、病人等弱势群体的嘲笑，张结海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不但歧视，而且敢于歧视”。
上海榜样
新的城市价值链中，积极的上海力量成为上海3.0时代发展的原动力
本刊记者/关军 特约撰稿/张鹭 (发自上海)
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电话，王昊青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打算)怎么写我们上海人？是赞美上海人呢，还是让上海人‘下地狱’呢？”
“我们希望尽可能公正地写。”
“那就是‘下地狱’喽。”因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熟识，王昊青这句话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不过很显然，在这个上海女子的印象中，来自外界的对上海人的赞美少之有少。
王昊青是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的副院长，目前还担任世博会上海馆的策划总监，其职责所系，是通过上海馆对外传播上海的形象和理念。上海的责任是示范价值。
王昊青说，想理解上海，看看石库门这种本地特有的建筑吧，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洋的，真正是中西结合。上海这座城市，也是如此。
包括易中天、余秋雨在内的多位学者都曾指出，中国其他地域对上海的批评与不满，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公众似乎普遍对上海的特异性及西化难以接受，由于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积淀的心态，他们更看重同一性。易中天直言，人们许多时候是“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上海的契约精神
人们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上海集体人格中的积极意义。
上海人的特性与这座城市的早期经历不无关系。在当代中国人当中，上海人尊重规则、尊重契约、关注个人生活品质等特点，都使他们看上去更接近现代社会和商业文明的规范，也在更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传统人际关系和性格特征。上海人之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是先行了一步，还是离经叛道？
余秋雨把近代科学先贤徐光启看作上海文明的一个标本，认为他是中西文化的奇异组合，“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
李大伟祖籍山东，生于上海，当过教师，做过记者和专栏作家，目前从商，涉足地产、餐饮等多个商业领域，对上海人作为“经济动物”的一面多有观察。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伟走南闯北，他对北京、山东、东北的生活都很熟悉，“北方人先处交情，再谈生意。上海反过来。做生意、办事，很少会想到如何利用政府资源”。从生意本身而言，他当然更喜欢后者。而上海人在生意上不是风险偏好型的，所以民营经济不是很发达。上海人做生意的特点是，对低利润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上海还有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上海人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是称职的职员，他们最推崇的人是唐骏，这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职业经理人，被称为“打工皇帝”。
干春晖也曾在多家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者，他对上海人的经济理性十分推崇，觉得这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要求。他注意到，上海人有非常好的契约精神，谈判的时候显得斤斤计较，但一旦签订合同，执行力就很好，讲究信用。“如果说上海的软实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知名民营书商路金波生于陕西，在上海生活多年。前些年，路金波还在老城区租房子住，邻居多为老年人。他那个单元，二层、三层的住户分别是78岁和87岁的老人。有一次，其中一位老人替居委会代收管理费用，因为零钱不够，欠了路金波四角钱。“算了，不用找了。”路金波很自然地说了一句。但老人家却极其认真，连续几次跑到路金波家还钱，最终还是把四角钱给了路金波。
“这就是上海人的观念，不会总想着占别人便宜，也不会随便亏欠别人什么，哪怕只是几毛钱。” 路金波对此感慨道。在他看来，外界对上海人性格的非议，某些其实恰是符合现代商业文明规则的，即使是某些性格瑕疵，大多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上海没有蹭饭这个词，出去吃饭肯定是有事，事先讲好谁买单。要不然平白无故吃你一顿饭，欠你个人情干吗？”作家叶辛说。
曾在贵州插队的叶辛去过当地的很多工厂，他说，即便匆匆参观一下，也能发现贵州本地的工厂与上海迁到贵州的工厂有所不同。前者因为有上午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下午两点上班三点下班而被称为“八九二三部队”，而后者，即使在文革中，迟到、早退这样的风气也是不被容忍的。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说，上海人最难以容忍的生活习性就是脏和懒。这个群体总体上守纪律、善忍让、处事理性，少了一些东方人的矫情。
在王昊青看来，上海人以打理自己的人生为乐事，不会得过且过，这在她那些毕业不久的学生身上也有体现——那些80后的年轻人很会规划生活，很注意理财，有的已经拥有两套住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特意强调，上海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确有许多示范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上海理应更多承担起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外界看待上海的眼光要改变，上海人自己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在干春晖看来，上海人的前瞻性不够，“一个不关心自己前途的城市很难成为国际大都市。”★
上海人的文化密码
——从老城厢到外滩
“上海”从开埠起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地域概念，上海地理成为了解读上海文化密码的关键，也成为上海城市进化中永不褪去的底色
特约撰稿/张鹭(发自上海)
“你喜欢直白的可以去看小沈阳，喜欢直白带含蓄的可以去看郭德纲，喜欢含蓄的请看周立波。”看似口无遮拦的周立波，在台上并不惮于拿自己与同时代的另两位话题人物做比较，他用的比喻听起来有点刻薄：一个吃大蒜的，怎么能和一个喝咖啡的相提并论？这样的撇清每每引发台下上海人会心的爆笑。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上海人的话题，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主动把话题引向了周立波。在他看来，周立波此言并无褒贬的含义，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如果说赵本山和小沈阳熟悉东北人的文化密码，郭德纲深谙天津人的文化密码，那么周立波是切中了上海人的文化密码。”按照他的解释，这里的“文化密码”指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与历史经验。
“喝咖啡的上海人”，其文化密码又是什么呢？“从小看着钢窗蜡地，吃的老大昌的面包和掼奶油长大”的周立波曾打比方，这就好比“豁铃子”(以暗示、言外之意让对方知晓)和“接铃子”(对方会意)，“哦，对上了，开心啊。有的新上海人也来看，一直问，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听不懂。上海朋友乱笑，跟你讲不清楚，讲了你也不懂。”
1952年，罗兹·墨菲在动笔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时，朝鲜战争还没结束。他在该书末尾预言，“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因素，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兴盛。”
事实上，被这位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是上海崛起的最重要的先赋条件——上海独特的现代性的起点，正是英国殖民者对其地理优势的发现。如果说地理因素是上海成为现代中国之匙的关键，那么，依然是城市地理，将上海的文化经脉内外勾连、一气贯通。
老城厢的生活
上海公交11路走的是一个环线，这条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围着人民路和中华路绕了一个圈。从老西门出发，坐两站地在老北门下车，回头走一小段就是大境阁。供奉关帝爷的大境阁少有人光顾，也就没有香火，只在关帝座前用红色灯泡意思一下。
大境阁对于上海的重要性在于，这里保留着一段近50米的上海老城墙，证明着上海老县城的历史成色。信步进去游览，不经意间可以在青砖上发现“咸丰五年，上海城砖”的字样，可名牌会告诉你，这城墙可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的。大境阁二楼的展览馆里，1885年的《上海城厢租界全图》上显示，彼时的上海老城厢被一圈周长九华里的圆形城墙所围绕，城墙以北就是法租界，法租界以北就是英美的公共租界。
“城墙在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搞自治运动时，被自治运动的领军人物李平书力主拆掉，护城河被填平，形成了现在的人民路和中华路”，上海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介绍。而老城墙的九个城门，只保留了名字，变成环老城厢的11路公交车的站名。
顾延培在老城厢住了60年，他的办公室所在的文庙路是老城厢的心脏地带。穿过文庙和杂乱的路边店再往里走，就到了居民区。不足3米的小道两旁，遍布带老虎窗的尖顶房子，路人一眼就能从敞开的门窗里看见主人的全部家当。屋外的竹竿上，胡乱挂着汗衫、女人的内衣裤和袜子，穿着睡衣的主妇提着篮子从菜场回来。
用上海人的话说，这里是典型的“下只角”。顾延培承认老城厢的杂乱，“进得去出不来，转弯抹角的像迷宫一样。”但他还是对这个提法有点不快，“原来，开埠的地方(租界)才是下只角，我们这里叫‘城里’的。”因老城厢700年的文化底蕴而骄傲的顾延培，乐于向你提及老上海县城的繁盛，“上海的市徽图案是一艘五根桅杆的沙船，上海县城就是因为沙船业而兴起的，因为沙船大，不能靠码头，只能停在江中，用驳船去卸货，最盛时江中停着3500条这样的沙船。”
上海古老的沙船业随着外国轮船运输的兴起而衰落。“从1860年代开始，报纸上已经有了贱卖沙船的广告，1880年代后，一些大的商船号相继破产。”研究上海老城厢兴衰过程的上海史研究者何益忠曾表示，“上海的主港区从现在的南码头到十六铺这一地段，北移到租界的沿浦地段。这对以港兴市的老城厢是个沉重的打击。”
以人民路(解放前称“民国路”)所在的城墙为界，上海被分成奇异的两个世界。即使到了1941年，据罗兹·墨菲观察，仍旧可以在三四个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10英里；水稻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延伸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
“老城厢每到晚上都要关城门的，租界那边也要把铁丝网拉上”，顾延培介绍说，1912年推倒城墙后，这种夷夏之防也丝毫没有减轻，以人民路的中线为界，南边属于老城厢，北边属于法租界，于是上海最奇怪的一条路出现了：路中线以南的一半是上海传统的石子路，路中线以北的一半是现代的柏油路。
租界里的法国人几次想把商业势力渗透进路中线以南的老城厢，都没成功，其中隐含的民族自尊是，“没开发的土地让给你，可以；想在我们已经开发的地方开店，不行。”
顾延培不同意把上海现代性的起源完全归结于租界，因为在他的老城厢，同样也有现代文明的种子。他提到被余秋雨称为“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的徐光启，这位明代的基督徒官员重视科学和实证精神，他喜欢钻研数学和历法，引进马铃薯解决饥荒问题。
“一说徐光启很多人都想到徐家汇，但他其实只是葬在那里而已，他真正生在我们老城厢的乔家路，现在故居还在。老城厢的尚元街，就是他当年搞实验的地方。”
外滩，上海人的职员人格
作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论是作为欧洲古典建筑和近代建筑折中式的上海总会大楼，新古典主义的怡和洋行大楼，都共同洋溢着资本的荣耀感与自信力。只有走在这些雕饰繁复、巍峨厚重的建筑之下，才让人感觉，这才是真正到了上海。
这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从记者偶然发现的一个细节可见一斑：一位坐在大楼外休息的年轻保安，手里拿着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份美国《纽约时报》在翻阅。记者好奇地问，“能看懂吗？”“嘿嘿，看不懂，看看图片啊。”
外滩上东西向的马路，无一例外地东靠黄浦江，向西呈放射状延伸。这是早期上海租界的生长轨迹。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介绍说，开埠初期租界的人口很少，开埠10年后的1853年，公共租界的人口也不过是外侨200多人，华人500人，这些华人以买办为主。顾延培说，这些人多任职于银行和洋行，“原来是老城厢的钱庄和杂货铺的伙计，也有广东来的，后来钱庄的资本小，被外国银行挤垮了，杂货铺的待遇也不如洋行，懂英语的伙计都被挖走了，就成了最初的买办。”
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在1938年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估计，到了1930年代，这些分布在市政机构、警察机关、洋行、工厂、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旧式职员，有二三十万，居全国第一。
他们往往出身贫寒，在洋行里从练习生开始做起，穿着整齐，时刻注意保持发型，不在办公室吸烟和吃东西，听从上级的命令而很少争辩，因为在这个外国人的特权社会，外籍职员掌握着关键技术和职位，让他们注定升迁无望。用社会阶层的名词对号入座，他们属于职员阶层。“小心谨慎，不外露，不张扬，有事放肚子里。”顾延培认同，这种“职员人格”几乎就是上海人性格的写照。
“上海职员的待遇是很高的。老上海人有个说法，海关是金饭碗，银行是银饭碗，邮局是铜饭碗”，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20年代，一个洋行的高级华人职员月薪能拿到2000块，邮局的一等职员工资是400块，一个普通缫丝厂女工的工资是三四十块，连黄包车夫也能月入15块。而同时代的北京，陈独秀作为北大知名教授，月薪不过200块，而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青年毛泽东，那时的工资为8块。
待遇优厚固然是上海市民向往职员阶层的原因，但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的留学生、大学生和科技、工业资本家这样的资产阶级替代旧式绅商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也使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成为上海社会的主流意识。“他们有新式的文化修养”，这也是《花样年华》式的小资情调得以孕育的基础。
“上海人的这种‘火鸡性格’‘办事员性格’，从好的方面讲，是踏实、理性；但在胆量、魄力上也有局限，做事有点瞻前顾后，凡事要想三步。所以你看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少有创业的，创业的都是敢想敢干的温州人。”上海作家叶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上海的资本市场历来兴盛，惧怕创业风险的上海人，无论是职员阶层还是小市民阶层，都惯于将业余投资作为获得收入的手段。而投资与投机，往往只有程度的差别。樊卫国介绍说，从19世纪末起，一些洋务派的军工企业搞民间集资发行有形股票，就发生过股灾，商人从钱庄贷款，贩夫走卒也把自己的老底拿出来，结果股价一泻千里，很多人被套在里面。“过去上海的老话，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樊卫国说，一个世纪以后的1990年代，电影《股疯》很真实地拍出了上海人的这种心态。
南昌路，老克勒的趣味
南昌路在淮海路附近，属于老的法租界，附近遍布法国梧桐和极具风情的品牌店。任何一个热爱逛街的上海女孩都会告诉你，比起品种繁多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品牌店的东西更高档也更贵。这里不像南京路那样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充满着安静而慵懒的小资气场。
上海作家程乃珊听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寻找1930年代的老克勒，略感惊讶，“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跟现在一点联系也没有了啊，只能在博物馆才能看到了。”但至少在2年前，南昌路还活跃着这么一对耄耋之年的伉俪——李九皋和陈素仁。从1979年李九皋从北京退休回沪开始，直到2007年，每天下午5点，他们都会从南昌路136弄的上海别墅里，来到离家3分钟路程的“洁而精”川菜馆用餐。
在“洁而精”问起这对老夫妇，服务员随手指向左边第二根柱子下的桌子，“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吃饭的，每次只叫两个半客菜。这张桌子是他们的专坐，他们吃完饭走了，别的客人才能坐”。他们保留着一千多张在这里就餐的发票，这些发票也成为日后电视台做节目的新闻由头。
服务员说，2007年，时年92岁的李九皋老人去世，而他现年99岁的夫人也住进了养老院。只有他们的儿子偶尔会来店里，看望一下已经跟老人形同亲人的经理和服务员。
时光倒退70年，李九皋是上海一家电台的英语主播，夫人陈素仁比他大5岁，两人因一首法国情歌《玫瑰人生》结缘。陈素仁喜欢“白相”，开汽车、骑马，她是上海飞行社第一批仅有的两名女飞行员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在“八·一三”淞沪之战中血溅长空的航空女英雄杨瑾。
李九皋为了让夫人在物质生活上过得随心所欲，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美棉的进出口贸易。与客户谈生意在就百乐门这样的舞厅里，他只与自己的终生舞伴陈素仁跳舞，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最后一支曲子。这个习惯从1936年一直保持到1952年。之后，李九皋被调往北京工作，二人被迫分居两地，又在“文革”期间痛失大儿子。
退休回到上海的李九皋，直到90岁还担任着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顾问。从年轻时拥有汽车、洋房和钻石，曾一下跌到人生谷底，他们并未抱怨。程乃珊去采访晚年的李九皋，老人骄傲地说，“我们仍拥有一个玫瑰人生。”在程乃珊看来，老克勒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致而优雅的趣味，“你不能指望只跟他们聊一会儿就能体会到那种内涵”。
让这位作家念念不忘的1930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但上海人对精致生活近乎本能的追求，即便是在极端的年代也未曾改变。程乃珊说，以前上海人结婚，不爱到国营商店买家具，做工太粗糙，而且千篇一律。他们宁愿在一个小小的亭子间，自己刷墙，自己做家具，比买的都好。“上海人不跟天斗不跟地斗，他们的快乐就是追求自己的小乐惠。”
福州路，东西方融合的样板
在外滩的一系列西洋风格的建筑中，只有轮船招商总局是唯一不带外资色彩的——虽然现在它已成为某品牌服饰的专卖店。铜制大门的门梁上标明了建筑年份：1901。其殖民地早期的外廊式风格暗示着这是外滩最早的建筑之一。
轮船招商总局靠着的福州路，现在也全都是西洋风格的建筑，看上去与比它更北边(租界的发展历程由南向北，更北边也就更晚)的三大马路区别不大。
但根据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研究，这条兴起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街道，在租界里真正体现了华洋交融的格局。在它之前的同治年间兴起的广东路，虽在租界，实行的却是旧制度，窄窄的街道上挤满酒肆、茶园、戏园，商民士绅没有官品不得乘坐马车，形成一个独立而封闭的华人社区，而后逐渐衰落。而福州路则一开始就由工部局实行西式管理，有路灯、下水道。当时的英国总会大楼就设在福州路东首，这里的酒楼、茶肆、书场率先引进西洋幻灯片和魔术班，“西洋景”就是这么诞生的。
煤油灯、煤气灯、电灯、自来水这样的外来事物进入上海时，并非没有遭到阻力。“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上海人还是最先接受了这些现代观念”，上海市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说，“后来很多人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很多情况下他们针对的只是外地人那些不讲公共秩序、卫生习惯的行为而已。以前租界里的外国人也看不起上海人的。”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的租界要完成的不仅是东西方融合，即便是中国人内部的融合，也并非朝夕之功。据上海自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发现，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外地人来上海后一直都自认过客，甚至到了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开埠50周年庆典，上海人打出的旗帜仍是“广帮”“宁帮”之类。
那么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是何时、怎样形成的？熊月之的答案是，1905年开始的上海自治运动。“领导上海自治的士绅，很多都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他们投入上海自主运动，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时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了他们。”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30年代，英国政府专门请了一位南非大法官费唐博士考察上海的城市性质，费唐博士提交的报告里认为，上海完全是个自我治理的城市，它有一套自己的原则：自治、自由、法治、安全。“这是租界留给上海人的精神财富。上海人有自律精神，敬畏规则，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大法官，后来大法官没有了就找组织、找老娘舅。”
这个特点在作家叶辛看来，就是“上海人太老实”。他以自己当知青时的见闻举了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前上海的公交车很挤，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1平米可以站14个人。贵阳的公交也很拥挤，上下车不方便，贵阳人会很自然地选择敲碎窗玻璃爬进爬出，“上海人再挤也不敢这样”。
“上海人”诞生记
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时间开始了”。于上海而言，尤其如此：“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形象”
特约撰稿/张鹭 本刊记者/关军
“如果北京是革命的、纯洁的首都，上海则是改造最明显的城市。”
在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用这样的旁白展开他对于上海近一个小时的叙述，这差不多占了片子时长的1/3。
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上海街头拥挤而有秩序：学生队伍吹着节奏分明的哨子，整齐列队跑步前进；穿着白衬衫、绿军装和蓝衣服的人群涌动在马路上，把公交车围得水泄不通；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骑着自行车，在镜头前匆匆闪过。
“腐朽”到“新生”
假如安东尼奥尼在23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拍摄过上海，他一定会惊异于一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的天翻地覆。
上海县城原来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1845年开埠以后，进入了梦幻般的发展，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成了世界金融之都。那时的上海在陈腐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显得极其特殊，而其繁华程度也令人惊叹。流行的说法是，巴黎的时尚一周之内就能传递到上海。
旧时的上海，涌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它的文化也曾盛极一时。
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冲霄说，旧时的上海，不仅是远东第一大、全球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自由精神的、包容的城市，各色人等皆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天地；全世界的货币皆可以在上海的银行兑换，作为贸易港，其自由度比现在要高出许多，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
历史上的上海，既意味着繁华，也不乏狼藉的声名——1864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里在上海租界的租地人大会上宣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华人居住的一万多所房子，其中有668所是妓院，“另一方面，鸦片窟和赌场多得不计其数”。至于电视剧《上海滩》中描绘的黑帮作恶及互相杀伐，也确实曾是城市历史的真实段落。
“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原罪的。”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原罪”，当然不仅是指上述的社会现实，其深意在于：这座城市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
看看1949年甫入上海的革命者当时对上海的分析吧：“它过去的所谓繁荣，并不是建立在独立健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基础上。”
动荡，然后凝固
当上海还是冒险家的乐园时，它是打开的、无法定义的城市。那时的上海，虽也有阶层区分，虽也有高低贵贱，但是，哪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哪有什么清晰的上海人的概念？
新政权建立后，上海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关闭大门。80岁的上海市民周凤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1956年从虹口区搬到现在居住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四川南路时，还能看见“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老上海的遗迹并没有被彻底清理，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的双向流动也仍在持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上海受到的牵连尤甚。为了把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中共提出“必须有秩序地疏散人口，并且把工厂迁移到内地任何可去的地方”。
“上海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到1954年，上海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6.8万人。”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以具体数字说明着人口的变化。
在周凤珍的邻居、70岁的吴连安的记忆中，1953年上海开始有了户口，但那时的户口政策并不十分严格。真正严格起来是在1958年，户口开始与粮票等票证绑在一起。从此，乡下的亲戚来住招待所得开介绍信，即便在家里住，也必须办个临时户口，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不要说“红头阿三”，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想进入上海也不是易事。
“从1958年开始，上海正式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上海的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熊月之评价，“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的上海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话也从此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起到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熊月之认为，“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区别于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工具。”
而此前的上海话，据一位在上海多年、后来离沪的老人回忆，“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说得上是大杂烩。”
被规范的上海话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权力。易中天在《读城记》里举例说，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
对于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令外地人艳羡的是上海人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城市被分类为11个级别，同级别的工资在不同级别的城市发放标准不同，上海排在11级城市中的第8级，比北京还高。“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供给也是充足的，我祖母那时还能偷偷地把粮票省下来送给内地的亲属。”
最具活力的城市就这样凝固下来。在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眼里，“过去曾受国共两党人士同声斥责的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个变动同时重塑了上海与上海市民，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很多负面印象，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被“革命”的文化
周凤珍1946年搬来后，至今住在四川南路25弄，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她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四马路(福州路)的“婊子”早已被改造，看不见了，“陈毅来了以后，把她们解放了出来”。南京路上也常年驻扎着“好八连”——一支诞生于1947年、由一群山东翻身农民组建的、由20多名解放军干部带领的连队。周凤珍说，“直到现在，每个月的20号，好八连都会在南京路为老百姓剃头、补鞋、磨菜刀、量血压什么的”。
而作为被好八连抵制的对象，被认为有腐蚀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上海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易中天把上海称作“党性教育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
既然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自然也要经受最严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不过，这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和风细雨到疾风暴雨的过程。
上海协昌是一家成立于1919年的公司，由一位沈姓家族创办，中国的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就产自这里。现年76岁的唐振亚曾是工厂里的学徒。1949年的大动荡中，沈姓老板选择留在上海。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沈老板的选择看起来是明智的，公私合营的协昌依旧生意兴隆，其生产的“蝴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知名的缝纫机品牌，工厂为工人提供了保险和免费医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整个上海的缩影——经济迅速复苏并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家失去工厂的实际控制权但仍主导着生产和经营，中产阶级也未受牵连。
唐振亚和他当年的同事阮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真正让人感觉情况“不对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不仅身为副总经理的沈老板被隔离，连唐振亚这样的技工也要被审查三代。一番折腾后，留给唐振亚一句略显矛盾的结语：无重大问题，不予培养。理由是他曾作过“资本家的学徒”。
针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清洗，则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
上海作家叶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那个时代，“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喜欢看外国小说，聊起外国的生活方式，无意间流露出好感，被资本家出身的叔叔一把制止，‘要杀头的！’”在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记忆里，对于上海普通人而言，革命主要是革“三包一尖”的命——比较讲究的上海男人，头上打着金刚钻的发蜡，头是包起来的，还有包屁股的裤子，包腿的小裤脚和尖头皮鞋，都在被“革命”之列。
即便那样的形势下，上海女孩子也还是烫头发的。李天纲的小学女老师被揪住强行剃了阴阳头，一个学期没法上课。
不论男女，太紧的裤脚管也被剪掉，从裤脚一直往上剪，有的连短裤都露了出来。李天纲说自己至今记得女孩子们抱头痛哭的神情。“从那以后，好八连的针线包和草鞋成了上海的主流审美意识。”
另一个只有老上海人才心领神会的人群是“咋巴”。她们声音尖细，无论讲任何事情，声音都在四五十分贝以上。居住在宁波的上海籍知识分子施卫江概括这个群体：以低知识层次的中年女性构成，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国有单位里的工人师傅，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于“腰背硬”，她们大都从事于服务行业，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商业经营态度来服务于大众。
后来，在某些文艺作品中，这些出现在城市“窗口”的人成了上海小市民的标准照。
拥挤的，太拥挤的
70岁的上海石库门住户吴连安说，石库门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最早只有一家人住，解放以后被收掉了，一些困难户和单位里的人被安排住进来，慢慢地就越来越挤了。
吴连安自己就是在解放初从虹口搬到了四川南路25弄的这个石库门里，他每天都要去与住处一江之隔的位于浦东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他所住的石库门，原来只有三层，后来房管所在楼顶加了一层，第四层的层高与下面三层明显不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空间的矛盾都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石库门的拥挤，是最容易看得见的表象。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
但并非只有石库门才拥挤不堪。上海邮政系统的公务员任无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窘迫生活，“连石库门都没得住”。任无我那时候住在解放前新华书店留下的一个仓库里，仓库被隔成单间，改成了邮政局的单位宿舍。“我们家四口人，住20个平方(米)，已经不算小了。”
任无我住的仓库房，厨房和厕所没有单独的，十几家人共用两个水龙头。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得快点，下班得早点赶回来洗菜，不然要等到人家洗完了才能烧饭。冬天洗澡只能去单位的澡堂，一周开放一次；而在夏天，大人在家洗澡，用铅桶提水倒在脚桶里，小孩只能拿个扇子躲到马路上乘凉。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没什么(新)房子，造个房子就是大新闻了。那时的上海就是现在的内环线这一块，是现在上海面积的1/10，人口却是现在的一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与此对应的数据，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必然带来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的变化。
任无我谈及上海人的精打细算，“都是群体生活锻炼出来的”。他住仓库的时候，由于水表和电表也是公用的，算账就成了一门学问。十几户轮着算，每月一户主算。这并非是总用电量除以户数那么简单，谁家几个灯泡、谁家熄灯晚、无线电是否算灯泡，都是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算好了贴在外面公示，大家都没有异议时予以执行。
上海男人通常被外地人嘲笑为家庭妇男，樊卫国给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其实上海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窝在家里操持家务，她们希望男人出去挣大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男人在工作上的努力所产生的收益对于改善家庭生活水准的作用并不明显，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花在执掌家务上，打家具、修电器、买菜时讨价还价。
如前所述，上海市民的生活在1949年之后不乏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上海人的日子也难称富足，就如同有限的居住空间一样，每每陷入捉襟见肘之困。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工厂里开动的机器仍为全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日用必需品，但轻工业的相对发达并没有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质。
据《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5年以后，中央对上海财政政策调整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才逐渐降了下来。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 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对此，周立波反击嘲笑上海人小家子气的外地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上海有半斤的粮票吗，是因为我们收入的10斤粮票里有9斤5两都是给了你们外省了。”
四川南路25弄在延安东路附近，它离外滩的距离只有近50米，可能是离外滩最近的石库门里弄。这里的居民谨慎而又热情，面对记者的攀谈，他们先是要求查看一下记者的证件，之后会满怀真诚地叫你“不要介意啊”，并乐于以东道主的自豪感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住在我们这里的人，以前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82岁的奚冬泉就是如此，他之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做修表工作。在解放前，这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奢侈品店，专卖顶级生活用品，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名牌西装、皮鞋、领带、化妆品、女式服装和日用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这里出入的都是一些留洋的年轻人和“小开”。
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苏北家庭。编剧黄允当时采访了黄浦、静安等商业闹市区的中小商户和上百位老人。“有的商户是百年老店、名店，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上海学生意，吃过三年萝卜干，有的再帮师三年，以后当店员、当师傅，其中精明活络的，积点钱和朋友合伙开店，店发了，再拆股各自经营，再发了又开分店。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斤斤计较、讲实惠、小家子气等习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深刻、持久地影响着上海人的心态、习俗、趣味。”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聚族而居，而上海作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覆盖了伦理关系，由于空间狭窄，形成了你占便宜我就得吃亏的局面，所以在个人利益上，上海人是不大讲究谦让的”，樊卫国分析说，“外地人批评上海人势利，确实存在这个现象，一个经济再窘迫的人枕头底下也要压几件笔挺的衣服，因为摆脱了熟人社会，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也只认识你的衣服。”
上海的失落
黄金荣、国际饭店、跑马厅、大世界、大光明，旧上海十里洋场里标志性的人名和地名在奚冬泉的叙述中，有着一丝亲历者的温度。他乐意告诉你，现在的人民广场以前是跑马厅，紧挨着这里的延安东路就是原来的洋泾浜，距这里200米的城隍庙边上，原来遍布着逃荒过来的人栖身的“滚地龙”，“直到上世纪40年代，马路上冻死的人还很常见的”。
上海人见过世面，这是真的，而他们也大多愿意向外人强调：我可是见过世面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计划体制和户口的壁垒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上海虽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作为知青下放贵州19年的上海作家叶辛举例说，上海轻工业的发达，让贵阳单位的出差者变成了拉货的驴子——每个有幸去上海出差的人，除了完成采购任务，都会受到亲友帮助购物的额外嘱托，扛回从手表到纽扣在内的大包小包。
“阿拉上海人”成了一种特殊身份，未见得比别人富庶多少，但是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被羡慕，被仰视。
上海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感觉不要太好哦。通常情况下，如果这句话的语境涉及自身，就不再是字面的含义，而是略带炫耀地对自己进行嘉许。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壁垒被部分地拆除，上海这种鹤立鸡群的城市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正在逐渐淡化。对于很多上海原住民而言，心理落差尤其明显。很难相信，吴连安所住的紧靠外滩的石库门，居然是一座危房，房子下面就是黄浦江的过江隧道，地已经开始有些下陷。吴连安随手一指，楼道入口洗菜的水槽，已经有了明显的倾斜。这原来可以算是好房子，“但现在(与)高楼一比，就是棚户区了”。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国营工厂买断、大龄工人下岗，本地人在升学和就业上相对于外地精英的劣势，这些因素早已经让上海本地人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中急遽地边缘化。
更多元的上海，排外情绪已没那么刺眼，或者说，具备排外心理基因的人群已经被进一步的边缘化了。
1990年刚到上海生活的时候，现为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张结海能感受到明显的“排外”。公交车售票员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她发现乘客听不懂的时候，才改为“冷冰冰”的普通话。“现在与上海人交往，他在搞不清对方身份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普通话。”
张结海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上海严重“排外”的时候，恰是这座城市整体上陷入失落感的年代。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总结说，“过去，上海人有一种盲目的城市优越感，但现在不是GDP最大的地区了，后起的广东、浙江、江苏都在赶上。过去讲普通话，上海人要嘲笑你是乡下人，现在反过来了，讲上海话，人家要说你没层次了。”
“大都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在于其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研究城市社会学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开篇写道。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齐美尔经历了柏林从不足60万人的小城市，一跃成长为400万人的大都市的变化过程。或许是对这种紧张感同身受，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说，“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余秋雨也看到了上海人性格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在《上海人》一文里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有节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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